按: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北京“九一三”40周年文史研究会的书面谈话。作者向红是周宇驰的女儿。据“维基百科”等资料:周宇驰(1935年-1971年9月13日),河北乐亭县人,曾任束缚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,是“林彪反革命团体”主要成员之一。1971年9月13日,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降低后,周宇驰、于新野及李伟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出逃迫降,周宇驰及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。
“十年逝世活两茫茫。不考虑,自难忘。”
现在四个十年过去了。每年的这个日子,我会和很多受“九一三”工作连累的人一样,思路万千。在40年前,我曾经下了却论:从政治生命这个层面上讲,政治上的我,曾经随着我父亲逝世去了。遗憾的是,40年来的经历证清晰明了我的预言。
关于“九一三”,确实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控制的命题。鉴于我与之40年的渊源,我想测验测验一下管中窥豹,来谈谈自己的所知、所感、所想。
我对汗青知之甚少。我认为:研究汗青就是要细,因为常常细节招致拐点或突变,所以点点滴滴,都要记录上去。作为团体回忆汗青,却不能走得太近,否则深陷个中,枝枝蔓蔓,浮光掠影,只能看到一家一户的团圆,一城一池的得掉,怎不纠结?就真的“碧海上苍夜夜心”了。特别在这个工作上,要学着站得高一点,离自己的好处远一点,去看国家、平易近众的好处,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。”
爷爷、爸爸与我
听我奶奶讲,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,后来参与了八路军,一穿军装就是干部;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,不时随着四野打到广东。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,在抗日中学卒业,退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;他是弄宣扬出身,退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,身上有两处辽沈战斗的弹片留下的伤疤;组建空军时他地点的阿谁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,他照样弄宣扬。他是个政治上很果断、任务上很有才华、性情上很活泼,很请求长进的人,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。
我的小学经历因为父亲的任务调动被分红了三段式——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,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上海的空四军,住在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;四年级暑假前,又搬回了北京的空司大年夜院。
那是1963年关,走的时分正是北京最冷的时节,大年夜人的脸上也没有愁容,我模模糊糊听见甚么“刘司令发火了”之类的话,给我的认为,父亲是犯了甚么毛病。
方才到上海,我们都住校,奶奶在家,妈妈在门诊手下班,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、很艰辛的中央,极少回家,回来了也是露宿风餐,带着股村庄的稻草滋味,人又瘦又黑,但心情丰满。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兵士在一同的趣事给我们听。我们就又能听见爱洁净的妈妈数落他脚臭,把他的粗陋行李拎到门外,要消毒。他看着妈妈那仔细样儿,还故意逗她;有父亲在,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。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,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任务,在那边又安了个家。